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

　　对于宋太祖这一行为，世人皆以为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惟恐功臣会学他的样子谋反作乱。于是借饮酒之际劝说武将放弃兵权，从而稳定了江山。根据史书记载，“杯酒释兵权”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两次。但是如果认为宋太祖通过这两次事件就成功解决了来自军队的威胁，其实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误读。

　　宋太祖即位之初，国家有两股军方势力。一是禁军势力，即由中央政府直属的主力部队(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总兵力不足20万人;二是藩镇势力，即由驻守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统领的军队，人数并不确定。经历过五代时期藩镇作乱，靠军队支持夺取政权的赵匡胤，深感军权旁落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和九月，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两个实力派藩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拥兵反叛。

　　赵匡胤亲率精兵良将出征，至十一月方将叛乱平息。此后的一天，赵匡胤与心腹谋臣赵普有一段很著名的谈话。赵匡胤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姓，国家战火不熄，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要平息天下的兵火，为国家谋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应该怎样做?”赵普回答：“陛下考虑到这些，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根治，唯有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稍夺其权即逐渐剥夺藩镇的权力，制其钱粮即控制藩镇的经济命脉，收其精兵即收取藩镇的精兵良将，这三大方针成为宋朝解决藩镇问题的基本国策。

　　事实上，赵匡胤即位以后，便立即着手抑制武将势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多年，延续到宋太宗时期。

　　第一，移镇。移镇类似于现代的异地交流，命藩镇移镇以防止其原地做大，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是靠禁军将领的支持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初对禁军将领加官进爵，并依靠他们打击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那些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赵匡胤采取了传统的移镇措施。

　　建隆元年(960年)击败李筠后不久，朝廷先后命令李继勋、袁彦、杨承信、张永德、杨廷璋等六个节度使移镇。第二年，又命功勋卓著的节度使王景、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移镇，同时免去慕容延钊、韩令坤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统帅的职务。通过频繁移镇，藩镇远离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失去了拥兵自重的资本。

　　第二，文臣代镇。即以文臣易武将，收州郡之权。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后，朝廷派文臣晷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原李筠的辖区)，开州府文官代替藩镇武将(节度使)之先河。此后，凡节度使退休、死亡、迁徙、遥领的州府，皆以文臣治理，不再任命节度使。对比较大的州府重镇，往往派亲信重臣任职(类似于现代的高配)。

　　如建隆四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后，任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今长沙)，枢密直学士兼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今常德);凤翔节度使王景死后，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镇国军节度使李崇矩免官，华州之地便不再设节度使，改派知州管理。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管辖若干州府，统领数州政务，其驻地之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藩镇大权独独揽，上马统军，下马治民，州、府、县级官员多由其亲信担任，形如独立王国。北宋开国，逐步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遣地方官，命藩镇辖区内的支郡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压缩藩镇的势力范围。如节度狗迩渚谜虼竺事委任给牙校(低级军官)刘思遇处理，专恣不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

　　为此，朝廷一次就向馆陶县、魏县、永济县、临济县派遣四名京官担任知县，将行政权收归朝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又下令节度使属下所有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藩镇辖区仅限本州府。同时以朝臣出任州府长官，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无法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了。

　　为了制衡藩镇在各州府一级政府的势力，乾德元年四月，朝廷开始在州府设置通判一职，专司对州府官员的监察。乾德元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推荐通判人选，一次就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五代以来，节度使大多派自己的亲随担任县一级政府的镇将，与县令分庭抗礼，效忠于藩镇。为此，朝廷在县级政府恢复设立县尉，负责司法、缉盗、民兵训练等事务，与县令一起对州府长官负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朝廷的文官系统很快渗透到藩镇的官吏系统之中，不断蚕食藩镇的势力范围，削弱藩镇的职权。

　　第三、精选兵员，兵归禁军。建隆元年七月，赵匡胤诏命检阅京中禁军，挑选其中骁勇善战的兵士升为上军(提高待遇)，老弱病残的作为“剩员”转为杂役或逐渐淘汰。同年，下令各州府长官选送精壮士卒输往京城，补充禁军兵员。又精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将他们派往各地依样征募，由地方政府对其训练之后编入禁军，以后遂成为常态。如此，各地精壮士卒几乎全都汇集到禁军，大大消弱了藩镇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收其精兵”的效果。大宋朝军队在扫平南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鲜有败绩，与精兵尽归禁军不无关系。

　　第四、整顿禁军，权归皇帝。这是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登基前为殿前都点检(禁军殿前司统帅)，其政变成功全赖禁军将领的支持。政变成功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来自禁军将领的危险。登基伊始，论功行赏，原禁军将领全部得到重用。而原本与赵匡胤职位不相上下的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位最高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被派往远离京城的外地带兵。经过一番调整，禁军兵权全部掌握在赵匡胤的亲信手中，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也在随后平定“二李”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赵匡胤认为，由自己的心腹带兵，政权已足够稳固。但是赵普却深以为虑，多次请求将他们外调。赵匡胤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有什么可疑虑的?”赵普答： “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但是我观察他们都不是统御之才，不能控制属下。万一他们的部下作乱，事情恐怕由不得他们自己。”于是建隆二年(962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诏石守信等人饮酒，酒酣之际言道：“没有你们我当不成皇帝，可是当皇帝也很难啊，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活，早晚连个好觉都睡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