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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箭穿心》:文艺佳作的典范

发布时间:2018-07-21 16:38   来源:未知  浏览:
《万箭穿心》:文艺佳作的典范
《万箭穿心》是一部演技精湛、剧情精彩和口碑极佳的一部文艺电影。它“诚实”地描绘了当下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历程和最终崩溃。但从另一层面来说,这部充满诚意而饱含创作者情感力量的电影,也可以被看做在当今男权社会无形控制的权威下,女性对于命运无奈抗挣继而失败的时代缩影。《万箭穿心》中的女性角色形象无不是困在命运泥沼中绝望悲哀的哭诉与呐喊。
 
淡淡的女性情结弥散于整部影片之中,但是因为那些无谓且虐心般的折磨和苦痛而使得这一情结蒙上了一层阴影,看似光亮触手可及,但始终找不到出路。导演王竞尝试用更加细腻和尖锐的笔触来精心刻画一个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景象图。纵观导演其它几部作品,王竞一直试图用类型化的叙事风格来展示他所关注的个体体验以及当下社会。这一稳定而又独具特征的表达诉求也是近年来观众十分关注并且容易引起共鸣的一种电影主题。
 
    影片一开始,围绕着搬家,我们看到李宝莉这一女性角色强势的暴力与操控。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影片的建置阶段实在不是一种讨巧的安排,但是由于父亲的男性意识觉醒而做出带有报复性行为(出轨)继而引发出一系列命运的转折,让个性倔强极端的母亲形象有了可发展的契机。例如,在搬家后一家人的晚餐中,李宝莉开心地跟丈夫儿子碰杯道喜,但是这时丈夫马学武却一脸漠视和冷淡,而晚餐结束后,李宝莉哼着歌走到卧室,一番高兴地自语后,丈夫却向她提出了离婚,这是马学武第一次直接向家庭主导地位的权威发起挑战。这一矛盾冲突进而更加突出是丈夫的出轨,同时发觉到事有蹊跷的妻子选择跟踪,但这无疑将她自己推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出轨”与“跟踪”的这一段落中,导演用一种类似“第三者”的视角来表达李宝莉无助和绝望的精神状态,摄影机位在妻子和出轨的丈夫中间,这种对立式的镜像反映无不把呆若木鸡的李宝莉投射于狭窄小巷的末尾,孤独悲悯,暗无天日。而两旁冰冷坚硬的高楼更是产生一种隔绝式的绝望感,压制了一切。
 
所以说,《万箭穿心》不同于以往作品的一点就是影片在运镜处理上更加具有这种情绪化的渲染和“被动性”的接受。这种独具创意的视觉效果源于拍摄时采取手持摄影,镜头语言在直观上会有些粗糙,不精确之感,画面结构相对不太工整,考究,甚至有点“毛边儿”的感觉,但从表意上这不仅与之故事空间载体武汉的工薪阶层生活化场景相对应,也体现了一种肩扛摄影“滞后”于主人公身后独特视角所带来的亲切感。
 
而亲眼目睹了这灾难性的事件后,宝莉愤怒无助却还是想挽回丈夫的心,面对如此的态势,李宝莉同样选择报复性的“救赎”方式——举报丈夫嫖娼。这种“隐忍式”的极端行为进而将她自己和她的家庭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也是后面丈夫得知自己下岗失业进而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影片中后段母亲形象大反转,隐忍且不屈的伟大女性形象所形成的直接性转折点却没有在影片中出现,我们只能妄图在不断地揣摩和猜测中得到这本身没有答案的答案。就连影片的主创人员也私下表示这一转折点的缺失的确是电影的最大的遗憾。但生硬的转折后剧情发展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时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执拗促使着她自身做出改变,以对抗生活的残酷。宝莉跟闺蜜小景在游轮上的交谈便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小景说宝莉刚搬的新家在风水上叫“万箭穿心”,住在这样的房中不吉利,然而固执倔强的宝莉偏偏不信,硬要说是“万丈光芒”。不甘和执著的信念支撑着宝莉,也撑起了这个“破碎之家”。十年过后的宝莉挑着扁担奔走于街市中,但是无暇顾及对家庭和孩子的照料,让她母亲这一角色继续地缺失,直到高考这一节点的到来。成为高考状元的儿子得知了父亲真正死因后决定要与母亲断绝关系,并要将母亲赶出家门。面对命运又一次残酷降临,母亲踰踰独行在江边,和那时的父亲一样,绝望和黑暗充斥在她周围。夜空的焰火璀璨,明丽张扬如同合影的孩子们,但这样的快乐不属于她,也不属于她的孩子。转身大步流星的奔走也宣告着宝莉的妥协,以及对抗命运多年的无望和苍白。导演在这一段落运用了对比蒙太奇将两种极端的情绪恰如其分地表现,画面精美,色调冷峻,直击人心。王竞将一个苦情尖锐的家庭故事,创造成了一部冷静客观但又有着一定感情色彩的艺术佳作,所以说这样一部充满诚意的作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作为一部改编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来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导演着重展现主人公细节层面以及语言艺术。因为既定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已经在原著中有着十分深刻和精细的描写,而李宝莉的扮演者颜丙燕用不漏痕迹般的表演证明了“隐秘而伟大”这一实在准确的褒奖,如水华般静谧平淡的表演,实则暗藏着强大的情绪张力,让我们在屏幕前看到了一个人格魅力鲜明的母亲形象。而与之对立的丈夫的扮演者陈刚来说,把一个在家几乎没有男性魅力和权力的懦弱男子演活也实属不易,然而作为国企干部的他在不同女人身上却找到了他那仅存的一丝尊严,可尊严和地位一夜倾倒时,貌似有了些许希望的出路便只变成了“死”路。这两者时刻对立交互,将电影的文本性意义阐释的更加合理和出色。尽管电影对白在电影的传播方式中占有核心地位,但学术界还是忽略了它在电影史以及电影发展中的重要性。此片中的对白全部为武汉方言,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的娱乐感丰富了对白的深层含义。比如,在天桥上与建建对峙那场戏,建建毫无保留地说出他对宝莉并没有感情的投入,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时,颜丙燕满含热泪,万般委屈愤恨地说出了一句:“谈感情伤钱!”类似于这种细腻独到并且掷地有声的人物语言在这部接地气的作品中举不枚举。这不单单是剧中人物最直接的言语表达,也是本片在精神传递上与观众诉求达到一致的明显体现。
 
    在这种压抑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剧中的主人公能否找到任何形式的精神出口吗?他们如何能冲出人为的、他人的以及他们自己的意识所纠结产生的困惑和束缚?这构成了电影尾声部分最为直观和本质的反映。确切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出口。人注定要生活在这个纷杂的世界,生活的绝对性决定了我们不断追寻那遥不可及的出口。但是,影片中并不是毫无希望,李宝莉万念俱灰下看到烟花谢幕那一刻的释怀,奶奶逐渐接受并认可坚韧宽容的宝莉,儿子在外寻母一夜后看到母亲挑着沉重的扁担还是上了曾经伤害过她的男人的车。在影片结尾,整部电影唯一一个固定镜头仍然遵循着几何框架式的构图风格,三个方位都依然有着暗灰色的建筑物,唯一的亮色就是那辆中途熄火的白色汽车,前方仅有那一个小小的出口等待着她们,可出口外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我们真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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